先生一生在个人利益上做了巨大牺牲，当年为创办北邮和重邮，全家老小从重庆迁到北京，又从北京迁回重庆，他在九所教的很多学生后来都被评上院士，工程院两届副院长朱高峰和钨贺铨都是他的学生，但他本人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无法当选，文革期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很大迫害，而这一切，对于先生来讲，毫不重要。在先生看来，一生中只是因没能给重邮培养人才而惭愧。先生皓首穷经，执教50年，值得所有人尊称一句“先生”。